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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碑

漢代隸書。全稱《西岳華山廟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與《禮器碑》一樣被譽為漢隸中典範，結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齊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評此碑 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一種流麗，一種奇古。惟延熹《華岳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 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劉熙載也說：“漢碑蕭散如韓敕、孔宙， 嚴密如衡方、張遷, 皆隸之盛也，若華山廟碑，磅礡鬱積，流漓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藝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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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西元五五八∼六三八）是越州（浙江省）餘姚人，在陳朝、隋朝都做過官，後來受唐太宗眷寵，成為太宗身邊的重臣。他以學問德行著於當世，皇帝尊敬他。虞世南很愛王羲之的字，熱心蒐集，在書法上是太宗的第一位顧問。

　　虞世南向智永學書法，並且接受王羲之的正統影響。虞世南書法精妙，品格高，唐宋以的書法評論都有相同的看法。  

以精練巧妙的點畫組合成字，卻能表現出複雜的情態，這種手法真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

　　立碑的時期，推斷為貞觀初年（西元六二九前後），虞書傳給後世的只有這一座碑，原拓也只一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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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十七帖

　　對於有意把書法當做學問來研究的人來說，沒有人比王羲之更棘手的事。假設沒有王羲之的存在，反而痛快得多。

　　羲之是否實際存在，且不去討論，然而自隋唐以來的長久的中國書道史上，羲之的書風成為強大的學究派主流，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強大的學究派中，最為正統的便是十七帖。

　　西川氏在行書篇中說明過，羲之的書道乃是以均衡感來捕捉流動的律動，而在草書的這個十七帖中，幾乎每一個字也都如此，如果在觀念上先認定巧美的字，則一開始就不受歡迎，要在必須虛心去學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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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旭

肚痛帖

無款，傳為唐張旭書。草書6行，共30字。

明王世貞跋云：“張長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數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測。”此《肚痛帖》僅30 字，寫來洋洋灑灑一氣貫之。從刻帖中可以看出，寫此幅字時是蘸飽一筆一次寫數字至墨竭為止，再蘸一筆。這樣做可以保持字與字之間的氣貫，還可以控制筆的粗細輕重變化，使整幅作品氣韻生成，產生“神虯出霄漢，夏云出嵩華”的氣勢。

釋文： 忽肚痛不可堪/ 不知是冷熱所/ 致欲服大黃湯/ 冷熱俱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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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四貼

《古詩四帖》傳為張旭所書。紙本，草書，寫在五色箋上，共40行。縱28.8厘米，橫192.3厘米。前兩首詩是庾信的“步虛詞”，后兩首為謝靈運的“王子晉贊”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贊”。原跡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盛唐時期，以張旭為代表的一派草書風靡一時，它打破了魏晉時期拘謹的草書風格。把草書在原有的基礎結構上，將上下兩字的筆畫緊密相連，所謂“連綿還繞”，有時兩個字看起來象一個字，有時一個字看起來卻象兩個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懸殊很大。在書寫上，也一反魏晉“匆匆不及草書”的四平八穩的傳統書寫速度，而採取了奔放、寫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學家韓愈《送高閒上人序》中所云：“張旭善草書，不治它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從草書焉發之。”此幅草書，通篇氣勢奔放，運筆無往不收，如“錐劃沙”，無纖巧浮華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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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祭姪稿

　　顏真卿（字清臣。西元七Ｏ九∼七八五）和李邕同為代表中唐時期的書法界重要人物，但李邕的作品到底富於宮廷的、都市的纖細、精巧，而顏真卿的書法風格十分剛毅樸素，並且富於個性，原因似乎是來自生活環境很大的影響。

　　這件事當做行書作品來看的＜祭姪稿＞，可以發現他受到王羲之書風的影響，已經非常稀少。他把自己樸素的個性，巧妙、清楚而明快地表現出來，實在是和他那壯觀的楷書作品一樣偉大。尤其從這作有塗改過的草稿，可以看出他平時的書法全貌，而他獨特的字畫－－帶有鼓起的那種健壯筆畫，乃是構成他的書法風格重要的因素。顏真卿的書法不僅在我國受到重視，就是鄰國日本也享有很高的盛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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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

黃州寒食詩卷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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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作。是他在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后寫的一段跋語，此跋歷來為人們所珍視，與原帖合稱“雙璧”。《寒食帖跋》表現了“黃書”的基本藝術特點。《跋文》用筆鋒利爽截而富有彈性。其字寫得藏鋒護尾，縱橫奇崛，其長筆畫波勢比較明顯。由于黃庭堅善于把握字的松緊，因此形成了中宮收縮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們也稱其為輻射式書體。在布局上，《跋文》常從欹側中求平衡，于傾斜中見穩定，因此變化無窮，曲盡其妙。從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從整體看，呼應對比，渾成一體。此跋給人以神情飽滿，氣勢貫通的感受，決無荒率之病，達到了藝術的化境，所以他在最后不無得意地說：“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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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憶舊游詩卷

黃庭堅作。草書墨跡。洋洋灑灑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據明代書畫家沈周考定此卷為黃庭堅在紹聖年間（公元1094－1098年）被貶黔中后所書，是他晚年的草書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詩卷的題跋中所說：“山谷書法，晚年大得藏真（懷素）三昧，此筆力恍惚，出神入鬼，謂之 '草聖'宜焉！”此時黃庭堅的草書藝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祝允明評論此帖說：“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此詩書法，深得張旭，懷素草書飛動灑脫的神韻，而又具有自己的風格。用筆緊峭，瘦勁奇崛，氣勢雄健，結體變化多端，為黃庭堅草書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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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氣熏人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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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作。草書，紙本。黃庭堅的草書在“宋四家”當中應該說是水平最高。他“學草書三十余年”，從張旭、懷素處窺到了筆法的堂奧。后人評價他的草書高于他的行楷書。此帖第二行還斤斤于行草之間，似覺拘謹，從第三行開始便洋洋灑灑，一任自然，于點畫亦不大注意，而極得天然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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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龍顏碑

《爨龍顏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四五八)，比《爨寶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說這兩塊碑是同時代的作品。它的結體以方整為主，但轉折處已使用圓轉筆法，而不象《爨寶子碑》那樣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書的特征。我們可以從《爨龍顏碑》筆畫的圓潤剛強，窺見其運筆實源于篆法，起筆雖有方圓之分，但筆劃均極為厚重。《爨龍顏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讓，疏密相間，在結構上姿態奇逸，舒斂自如。康有為評說：“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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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寶子碑

南朝沿襲晉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極少，而云南“二爨”(《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可謂燦若星辰，光耀夜空。《爨寶子碑》是云南邊陲少數民族的首領受漢文化的熏陶，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的。此碑刻于東晉大亨四年(405)。

書體是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體。碑中一部分橫畫仍保留了隸書的波挑，但結體卻方整而近于楷書。用筆以方筆為主，端重古樸，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卻飛動之勢常現。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評此碑為“端樸若古佛之容”是很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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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樂亭記碑

蘇軾楷書。《豐樂亭記碑》歐陽修撰文，原石刻于北宋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已佚。明嘉靖年間重刻。此碑是蘇軾晚年書法力作之一。前人稱“體度莊安，氣象雍俗”，確為恰當，字體楷中稍見行意，有“筆圓而韻勝”的特點。明人王世貞評論他“自顏真卿，徐浩，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在此碑中可以得到印証。

　

宋徽宗 瘦金體~2

釋文：穠芳依翠萼，煥爛一庭中。零露霑如醉，殘霞照似融。丹青難下筆，造化獨留功。舞蝶迷香徑，翩翩逐晚風。

米芾•元日帖

　　所謂宋朝的四大家，便是指蔡君謨、蘇東坡、黃山谷，以及本文的米芾（字元章，西元一Ｏ五一∼一一Ｏ七）。

　　他們四個人，都是氣質各不相同的藝術家，其中以奇人奇行馳名的米芾，人緣最佳，因此也有人給他起個綽號，叫做＜米癲＞，而其種種奇行，係以他那一如少年般，對舉目所見的，對任何事物與現象，所抱持的純粹的感動與好奇心，而真想要獲取這些事物現象核心的追求態度，不像蘇東坡、黃庭堅那樣知覺性的，而是以全身亦即經過身體的實際感覺才能體會。這也就是米芾的特徵。

　　他的種種奇行，當然是由於他的氣質如此，至於他所發明的＜米點山水＞，以及這兒所提出的＜元日帖＞，還有在＜目窮帖＞中胡亂塗畫的＜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這種嘆息，也成為他那種氣質的旁證。

　　在四大家之中，他的筆法最受現代人歡迎便是由於他的追求方向，正朝著純粹的書之造型性所致。

寒光帖

米芾作。淡黃紙本。行草書。是其四十一歲以前書寫的。明董其昌在此帖的跋記中寫道：“老米此尺牘似為蔡天啟作，筆墨字形之妙，盡見于此”。此帖書法與一般常見的米字略有不同，其行筆時提處細若絲發，圓潤遒勁，按處中鋒直下，沉著不滯；結字因勢生形，行間絲帶連綿不斷，熟而不俗，險而不怪，欹正相生，出乎自然。

　

　　《蜀素帖》經宋代林希寶珍藏二十年後，始於熙寧元年裝裱成卷，並遍訪當時名家作書，但各家謙遜只在卷尾題字，唯獨米芾才膽過人，敢在絹上長篇大書，自視甚高。這卷書法雖書於烏絲欄內，但氣勢絲毫不受局限，用筆俊邁，筆勢飛動，提按轉折挑踢，曲盡變化。黃山谷推崇米芾，筆勢銳利如刀劍出鞘，銳不可當，又如嬌羞女子，婀娜多姿，用來形容這卷《蜀素帖》，也是十分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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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蜀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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