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壹、先秦散文

一、先秦散文的起源及社會背景

文學的起源是遠在文字之前的。我國最古老的文學便是始於詩歌；有了文字以後，由於中國文字具單音、獨體等特性，在用字造句的時候，自然會因為聲氣調和的關係，產生了奇、偶的自然音韻。於是講求對偶的便逐漸形成詩賦一派，好奇的則產生為散文一派。然而我國在漢以前所謂的「散文」，並不能算純文學，大多都是一些記事說理的實用文，像伏羲的「教」，神農的「占」，都屬這一類。儘管如此，這些說理記事的散文，隨著時間不斷的累積，除了提供前人的思想見解給後人瞭解外，文章的寫作手法，實際上也不斷的在往純文學的藝術標準邁進著。

先秦散文是我國古典散文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指的是從殷商到戰國末年這一段時期的散文。以目前的文獻資料看來，我國最早的「書面文學」應該起於商朝的甲骨卜辭及銅器銘文，它們包括了韻文和散文的記載，這就是是散文的起源。接著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社會文化變遷，提供散文一個很好的蘊育、發展環境，使散文邁向中國古典散文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的散文可分為兩大派：史傳散文與諸子散文。當時的散文之所以會大量出現、發展，成為先秦時代散文最重要的時代，是因為春秋戰國之際，因為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土地的利潤，也增加了土地的侵佔掠奪情形；且當時列國並立，競爭激烈，經常有興亡紛爭的事件發生，需要有文章記載這些事情。於是史傳散文因應而生，並且開始迅速發展。同時，因為農業生力的發展，漸接造成商業繁榮，商人抬頭。當時有不少富商置身政治舞臺，而封建制度則日趨毀壞，從此貴族沒落，平民崛起。貴族在封建制度破壞後流落民間，與庶民無異，只能以傳授知識技能謀生，學術文化也從貴族專有普及於民間。再加上社會政治的影響，一般的才智之士，可以抒發己見，用以勸諫君王，或著書立作，匡救時弊，百家爭鳴的局面由此產生，於是有諸子散文的產生，並且呈現長足的進步，與史傳散文互相輝映。

總括來說，先秦時代散文能突然蓬勃發展、大放光彩，主要是受到幾個幾個因素的影響：

（一）政治經濟的改變

　　就政治上而言，春秋戰國時期是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的時代。從周平王東遷洛邑，到戰國末期，這個時期的政治爭鬥非常激烈，奴隸和平民的起義暴動不絕於書，各國諸侯和貴族集團的爭鬥愈演愈烈，弒君亡國屢見不鮮，大國爭霸，小國結盟，干戈不息。號稱「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已經失去了對各國的控制和尊嚴，它的統治地位和權威急遽下降，實際上已淪為附庸。另一方面，諸侯和卿大夫的實力不斷膨脹，所謂的「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是實際上主宰著這個時代的諸侯國。春秋後期，魯國三分公室，鄭人「鑄刑書」，晉國「鑄刑鼎」，就是政治制度改革的徵兆。戰國初年，田氏伐齊，韓、趙、魏三家分晉，標誌著舊的依靠宗法制度維持的奴隸制政權已經走到終點，新的地主政權已經在我國上正式確立。

在經濟上，由於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導致生產關係的一系列變動。鐵製農具和牛耕已經相當普遍，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自由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一天天的增加，勢力也漸漸擴大。奴隸的主人無法繼續迫使奴隸和農民繼續到「公田」去集體勞動，導致井田制度逐漸瓦解。於是從春秋中葉開始，有些國家從改革分配的關係著手，慢慢的對生產關係作一些調整：在不同程度上承認土地的私有權。魯宣公十五年，魯國「初稅畝」；昭公四年，鄭國「作丘賦」；哀公十二年，魯國季孫氏「用田賦」。進入戰國以後，許多國家競相實行「變法」：魏國任用李悝，「盡地利之教」，實行「平糴法」；楚國任用吳起；韓國任用申不害；秦國任用商鞅…，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以商鞅的二次變法比較徹底，明文規定「廢井田」、「開阡陌」，允許買賣土地，獎勵耕戰。這對於解放生產力，鞏固地主政權的經濟基礎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於是，到了戰國中後期，城市日益擴大，有得相當繁榮，商品交換活絡起來，交通逐漸發達，各地區之間的連結越來越緊密，全國統一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了。

由於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劇烈變化，複雜鬥爭，促使各個階級為了各自的利益作努力。它們總結歷史的經驗，分析當時的社會情況，進行理論的探討，作思想的交流，提出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如此一來，以記敘說理為主的歷史散文與諸子散文便醞育而生，成為記錄和反應這個時代的新工具，在中國文學上展現了截然不同的新風貌。

（二）社會階級的變動

春秋戰國產生了「士」的階層，為散文的創作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條件。因為奴隸制度的崩潰，使原來的「世卿世祿」制度遭到衝擊，各國貴族出現分化

，其中有一部份的人地位下降，淪落為「士」；另一方面，由於人生依附的關係鬆弛，大量奴隸變成了自由的平民，他們當中有一些傑出人才脫穎而出，表現出高度的聰明智慧，構成「士」的主流。這些出身不同的知識份子，往往具有某種專門的知識與特長，它們積極的從事政治、外交活動，到處遊說諸侯，獻出對策，甚至著書立說，極力宣傳自己的主張，在社會上發揮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因此從春秋中期開始，一些開明的君主就大力蒐羅各種人才：齊桓公重用管仲、隰朋、鮑叔牙；秦穆公重用百里奚；楚莊王用孫叔敖；吳王闔盧用伍子胥、孫武；越王句踐用范蠡、文種…這是他們能稱霸諸侯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到了戰國，社會上更進而出現「養士」之風，這是為了更積極的延攬士人，為自己的勢力擴張作準備。例如：齊宣王在齊都臨淄的稷下建立高門大屋，設為學宮，招待天下文學之士讓他們「不治而議論」，專門從事學術理論工作，稱之為「稷下先生」。而齊國的孟嘗君更是「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此外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及後來的秦相呂不韋，養士都在三千人以上。這個時期，各國的統治者對「士」看起來都相當禮重：如：魏文侯師事子夏、學者鄒衍來到趙國，平原君「側行敝席」；來到燕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授業」。這些舉動使得「士」的隊伍迅速擴充，為文化思想的繁榮造就了宏大的作者及讀者群。

（三）文化思想的影響

　　在思想上，春秋戰國是一個解放的時代，學術上的約束被打破，風氣也跟著自由起來。從春秋末年起，文化的薰陶範圍漸漸下移，教育逐漸向平民開放孔子便開創了私人興學的先例，他以有教無類的精神，教授三千名弟子，其中精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他們在將孔子的學說宣揚開來，於是形成了儒家這醫學派。由此可知當時的平民已可自由的接受教育，學習知識。進入戰國後，講學從師以及著述之風更加興盛，出現越來越多的思想家。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鄒衍、慎到、公孫龍…都是暨講學，又著書的的士人。此時因為學說的不同，出現了不同的派別，各派別之間又爭相著述立論，形成百家爭鳴的情況，其中較著名的學派及代表作有：儒家的《晏子春秋》、《倫語》、《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韓非子》；名家的《尹文子》、《公孫龍子》；陰陽家的《鄒子》（現已亡佚）：縱橫家的《蘇子》、《張子》；雜家的《呂氏春秋》；小說家的《宋子》（已亡佚）；農家以及兵家等。每一家都有大批門人弟子，其中內部又會分為不同的派別和集團，代表著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各種哲學和思想。這時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互相駁難，展開辯論，自由抒發己見，成為我國學術史上最另後人羨慕的黃金時代，也是我國哲學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此時的各家學派，將自己的思想主張記錄下來，並加以發表，就成為文章著作。而為了要擴大它們的影響力，增強它們希望達到的效果，使廣大群眾和帝王貴族產生興趣，易於接受，這些作家們於是非常講究文章表達的方式，注意結構、修辭，力求語言生動，表現出它們所要的形象意境，甚至大量採用歷史傳說、寓言故事，民歌諺語以及比喻、誇張等手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他們的思想觀念傳達出來。因此這些哲學和史學著作，便同時具備一定的文學性質，也就成為我們所謂的「散文」了。

（四）文學本身的發展

　　文學本身就有它的生命力。會隨著時間、環境的因素自然發展。在春秋戰國時代，出現各式各樣的思想主張，舊有的《詩經》式民歌自然不足以表現這麼多變複雜的新內容，早期《尚書》式的古奧文體也不能滿足現實的急切需要，因此文學上就自然出現一種能切合需要，陳述敘述的文體，這就是散文的發展因素之一。加以在歷史學方面，因為史官的設置由來已久，史料的累積已經相當豐富，從春秋以後，各種史書資料明顯增加：楚國的左史倚相就曾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令一位學者申叔時推薦給太子看的書則有九大類。墨子也曾說他看到「百國春秋」，其中包括《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讀過《夏書》、《商書》、《周書》。孟子也曾見過魯國的《春秋》、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等等，說明了當時的史料豐富，為歷史散文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全面繁榮提供了充足的資料。此外，在春秋中葉時，《詩經》經過數百年的收集流傳，已編纂成書；戰國時代又產生了優秀的愛國詩人屈原和《楚辭》。這些作品中深刻的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優美的表現藝術、高超的語言技巧等和散文互相影響，成為密切的姊妹藝術。其他如音樂、舞蹈、雕塑、繪畫及民間藝術等也在春秋戰國時代發展到一個高峰，對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間接的影響，提供了多元的審美觀念及文學技巧。

二、先秦散文的發展

先秦的散文著作大多不是一人所作，而是經過許多人的潤飾和加工，所用時間長短不一，而且幾乎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真偽問題；因此不能作武斷的劃分。但為了方便研究，提供一個較清楚的概念，我們還是可以將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第一個階段是從殷商到西周

　　這是屬於先秦散文的初級階段。作品主要有甲骨卜辭、殷周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辭》、《爻辭》，和《尚書》中的《商書》、《周書》等。

甲骨卜辭原是商代帝王占卜時寫在龜甲獸骨上的簡短記錄，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的最早的散文片段。它的內容多數是預測禍福，判斷吉凶之類，也有少部份的記事文字。這些甲骨文的字數，少則幾個字，多則百餘字：但是現在能加以辨識的文字還佈道一半，有許多文句無法理解，但仍有一些比較完整可讀的片段。例如：「葵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這是卜問將從何方降雨的卜辭，它的文字清晰，句意明顯，敘述完整周到，可以說是紀敘散文的胚牙。

殷周銅器銘文是殷商及西周的帝王、貴族鏤刻在青銅器皿上的文字。大體說來，殷商的銘文比較簡短，最多四、五十字；周代的銘文則有所擴展，最長的近五百字。銘文主要是記載貴族的功績、訟斷、賞賜等；大部份是散體，少數則為韻文。它的風格莊重典正，但缺乏文采。此外，因為文字難以識別、多有磨蝕，再加上對當時的貴族生活及名物制度不易瞭解，因此他與甲骨卜辭一樣難解，所知非常有限。

而現存《易經》中的《卦辭》、《爻辭》是一種專門為卜筮所用的書籍，其中有商末周初的文字。書中有些地方記載了殷商時代的戰爭、祭祀、風俗等，表達出某種生活的經驗和哲理。它的記事雖然也很簡短，但比起甲骨卜辭則更趨完整，並含有某些生動的描寫和一定的形象性。

　　《尚書》是中國第一部散文集，匯集了從唐堯至秦穆公以來，歷代帝王的誓詞、政府文誥和貴族的勸誡之詞；所以現存的《尚書》，其實就是唐虞、夏、商、周四代歷史的記錄。它比起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篇制更完整，已經不是分散零碎的片段，而是出具規模的文章。其中有些語句甚至可以看出一定的技巧，使人感受到當時的氣氛和口氣。

　　（二）第二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

　　這時出現了大量的歷史著作；《春秋》、《國語》和《左傳》是其中的代表作。《春秋》是現存最早的編年史，它用極其簡括的文字記載了魯國二百四十年的歷史，是題綱式的大事記。現今流傳的《春秋》，據說是孔子依據魯國的史料編纂而成的。《國語》是一部分國記事的歷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訖於戰國初年的魯悼公，分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八國的歷史。它最初的記錄者可能是各國的史官，在春秋戰國之際由晉國的史官編纂成書。《國語》的記事比《春秋》詳細生動的多，也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與《國語》平行而稍後的《左傳》，是仿照《春秋》的記事次序，博採當時官方史料和許多流傳在民間的材料所寫成的一部傑出的歷史散文著作。《左傳》全書規模宏大，近二十萬字，內容又比《國語》更廣闊豐富，敘事狀物、鏤刻人物、語言表達和結構佈局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標誌著中國的歷史散文已經臻於成熟。

從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這段時間，諸子散文開始嶄露頭角，出現了《倫語》、《老子》、《孫子兵法》等著作；基本上是以語錄體、格言體為主要格式，文字比較簡鍊質樸，篇章短小，長的幾百字，短的只有幾個字。這些諸子散文，內容往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策略性，所以又稱為哲理散文。但是這時期作品的論述往往沒有充分展開，還帶有某些片段性，正說明了這時的哲理散文還處在初創階段。

（三）第三階段是戰國中期

　　以《孟子》、《墨子》、《莊子》為代表。這時期的諸子散文以辯論說理為主要形式，在體制上已具有一定規模，語言生動活潑，表達自由酣暢。其中《孟子》是孟子本人與弟子共同編訂的，全書以語錄體、對話體為主，有的篇章已逐漸向論說文的方向過渡。「墨子」這個人是在孟子之前的，但《墨子》這本書卻成於《孟子》之後。《墨子》書中有一部份是有標題的專題論文，多數非墨子本人所作，而是由它的三、四傳弟子將他的語錄拼湊組合而成的。而「莊子」這個人大約與孟子同時或稍後，《莊子》的出現則又晚於《墨子》。《莊子》書中的《內篇》，可能出於他本人之手，《外篇》則是它的門人所作，《雜篇》則出於道家後學。比起前面幾部著作，《莊子》的文體比較複雜，大多仍有對話和片段的痕跡，尤其《雜篇》中的體制，似乎更為完整。至於其他各家著作，如《商君書》、《公孫龍子》、《尹文子》、《申子》、《慎子》、《竹書紀年》等，大體上也產生於這個時期。

（四）第四階段是戰國晚期

　　這個時期，全國統一的條件越來越成熟，百家爭名的情勢已經發展到總結融合的階段，《荀子》、《韓非子》正是此時的代表。他們都不在限於對話體的辯說，而是圍繞著某依中心作專題性的探討。文章結構緊密，講求邏輯和修辭，反映出先秦說理文章的高度成就。而由呂不韋集合門客集體編著的《呂氏春秋》，就是企圖融合各家於一爐的創舉。它的內容博大，體制宏偉，系統周詳，把歷史和哲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有敘有議，有綱有目，創造出和別家不同的風格。《呂氏春秋》、《荀子》、《韓非子》幾乎同時出現，都是為大一統的帝國製造輿論，只是他們表達的方式、立場不同而已。

此外，有些散文著作成書的過程較為複雜，如：《管子》、《晏子春秋》、《戰國策》、《禮記》等等；由於這些書的出現，都和戰國末期的社會需求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不妨把它們列入先秦散文發展的第四階段之中。

三、先秦散文名作介紹

先秦時代的散文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史傳散文及諸子散文。這個時期是散文的萌芽發展階段，在我國古典散文史上有它獨特的地位；因此我們列舉出三部著名的作品，簡單的加以介紹：

（一）尚書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史書，據傳共一百零二篇。但是從秦始皇焚書後，已經全部亡佚。漢書秦博士伏生曾有口傳本，是用當時流行的漢隸書寫，用二十八篇，是所謂的「今文尚書」。到漢武帝時，魯恭王破壞孔子舊宅，在石壁中發現竹簡尚書，是全用蝌蚪文寫的，號稱「古文尚書」。今存的《尚書》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及《周書》。《周書》原有數十篇，後來散佚，現存十九篇；大部份是西周的作品，只有少部份是東周所補。《周書》是周初的散文代表作，它用當時的口語寫成，比《商書》篇制更為完整，記事更加複雜，結構大多比較嚴謹，有些篇章寫的層次清楚，有條不紊，顯示出散文的進步。不過，不論《商書》或《周書》，還是顯的詰屈聱牙，古奧難懂，與春秋以後的散文有很大的差別。而今古文尚書中，除了三十三篇為兩者共有外，其餘皆為東晉的人所偽拖，不足採信；且在共有的三十三篇中所謂虞、夏之書，也是後世儒家的作品，只有《商書》中的盤庚一文較為可信。

（二）左傳

　　左傳相傳是稍晚於孔子的左丘明為了闡釋《春秋》而作，全面的紀敘了春秋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以及各國之間頻繁的兼併戰爭；它詳細敘述事件的始末，以及有關的佚文瑣事，雖然是部歷史著作，卻有很強的文學性，為史傳散文開創新境界。

《左傳》擅長敘事，特別善於描寫戰爭。雖然戰爭頭緒繁多，但作者寫起來有條不紊，交代的清清楚楚。尤其可貴的是，作者沒有把戰爭當作單純的軍事行動，也不認為戰爭的勝負完全決定於軍事力量的對比，而是注意戰爭的性質、民心的變化及傾向等政治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例如〈殽之戰〉，就是描述秦晉爭霸的一場戰爭。當時秦國武力強大，年輕的將領們野心勃勃，揮軍遠征，一心想併吞鄢國。但是作者卻看到失敗的命運從一開始就籠罩著這支不義之軍，隨著事件的發展，作者一步步揭示出秦軍大敗的結局。《左傳》的作者就在紀敘戰爭的同時，總結了秦軍失敗的經驗，形象鮮明，很有說服力。

此外，《左傳》在紀敘事件時，也很富故事性，在刻畫人物上，都有鮮明的個性。例如對晉公子重耳的描寫。他開始流亡時，還是一個沒什麼雄圖遠略的貴公子，雖然沒落了，但是公子哥兒的脾氣還在。但是經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周遊了七、八個國家，重耳漸漸成熟了，成為一個有膽識、有度量的人，終於回到晉國，當了國君。《左傳》中關於重耳的記載雖散見於各章節，但絡繹寫來，卻是一個活生生的完整人物形象。除了敘述重耳的流亡經歷外，作者還刻畫了追隨他流亡的那些臣子：子犯、曹伯、楚子、寺人披等，描寫了醉遣、窺浴等富戲劇意味的事件，成為一篇首尾完整，脈絡貫通，引人入勝的人物傳記。

《左傳》的語言簡潔準確，有很強的表現能力。例如關於魯莊公十年齊魯長勺之戰的一段文：「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只用了二百二十多個字，就把長勺之戰記錄的清清楚楚；並且刻畫出他關心國事，遠謀足智的形象。《左傳》的語言不僅以簡潔生動見長，還兼具委婉多諷的特點，是散文史上的重要著作。

　　（三）莊子

　　《莊子》是莊周及其門人後學所作。主要在闡述道家學派的思想。《莊子》中的哲學觀點大多是通過神話或寓言故事來表達的，必如：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說明養生之理，指出客觀事物都有內在的規律，只要通過長期實踐就能認識它、掌握它。《莊子》中的篇章，基本上是用幾個虛構的故事組成的，在這些故事中，草木魚蟲鳥獸都參與哲理的論證，蛇和風可以對話，井蛙和海龜可以互相爭吵，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和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也匯聚一堂，成為莊子學說的辯論者。一部《莊子》彷彿就是一個神秘奇妙的世界。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因此《莊子》的文學成就在先秦的散文中是相當突出的作品。它的文章寫的汪洋恣肆，不拘繩墨，變化無端，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和濃郁的詩意。這類突出的寫作手法，使得《莊子》成為先秦著作中的一顆燦爛寶石，為後世開拓了更廣的寫作方向。

四、先秦散文的特點及影響

先秦散文在我國散文史上獨樹一幟，是源頭，又是高峰，而且包含許多特色，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

概括的說，先秦散文共可分為二類，一類是以記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主的歷史散文；一類是以議論、說理為主的散文，通稱諸子散文，又稱哲理散文。它們有共同點，也有不同的地方，這些特色廣泛的表現在內容、體裁、風格、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以下為先秦散文的特點介紹：

（一）從文體上看

　　先秦散文眾體兼備，百花齊放。因為紛紜變化的歷史變化，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風起並行的各個學派，使散文以不同的文筆體裁展現出來。就歷史散文而言，《國語》、《戰國策》為國別體；《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為編年體。《尚書》、《國語》和《戰國策》以記言體為主；《春秋》、《左傳》、《竹書紀年》以敘事為主。有的記言體著作也有敘事篇章，同時敘事體著作裡也有大段的記言內容，不能截然分割。就諸子散文而言，《倫語》是語錄體，《老子》、《孫子兵法》是散韻結合的格言體，《孟子》、《墨子》、《莊子》主要為對話式的論辯體，《荀子》、《韓非子》多為專題式的論說文。這修文章篇幅有長有短，有零有整。諸子散文雖然大多數為說理文，但也有例外。如：《晏子春秋》及《呂氏春秋》主要就是記敘文。由於成書歷史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有的諸子書中也存在不同的文體。如：《墨子》、《韓非子》、《管子》，既有論辯體說理文，又有語錄體，解經體。

（二）從內容上看

　　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學術性與藝術性相結合。不少作品既是歷史學、哲學，還兼具文學色彩。由於作者的思想、氣質、政治流派不同，他們的文章便明顯的表現初步同的風格個性。如：《倫語》的風格是雍容和順；《孟子》則靈活善譬，多辭好辯；《莊子》想像豐富；《荀子》結構謹嚴，論斷縝密；《韓非子》辭鋒峻削，說理透闢等等。同時，在許多哲理著作中，往往又記載了許多歷史事件的片段，包括一些珍貴的上古資料。而歷史著作中也往往大量反映出當時的政治觀念和哲學思想。在諸子的作品中，除了哲學和政治觀點外，都還廣泛的牽涉到文藝學、經濟學、教育學、倫理學，甚至軍事學、自然科學等等多方面的知識。不過正因為當時思想有進步的積極因素，難免也會有保守的就觀念，因而作品的文學價值也就不一致。其中有些藝術性相當高；有的只能說具備一定的文學性，有些則屬於專門的科學文字，如：《墨經》六篇、《備城門》以下十三篇，以及《黃帝內經》之類，一般就不把它們當作文學作品欣賞了。

（三）就性質上看

　　先秦散文都是密切為現實服務的產物，不存在為藝術寫作的文章。許多著作的目的性非常明確，作家首先想到的事實用家直，而不是美學欣賞。在歷史散文方面，歷史散文的寫作，主要是為了記載和總結歷史上統治階級的經驗教訓，以資借鏡，並指導當時的政治鬥爭。諸子散文則大多是政治活動和思想競爭下的產物，其目的有些在「干世主」，以取得卿相之位；一些在闡揚政治學術觀點，以流傳於後世；有些在批判指責社會弊病，以發洩不滿。雖然有少數作品似乎與現實鬥爭關係不那麼密切，但也是那個時代的歷史產物，並不能算是純粹欣賞性的文學作品。在當時所謂的「文」或「文學」，其實都不是自覺的藝術創作，這點與同時代的《詩經》、《楚辭》是不同的，跟魏晉以後的「文學」、「文章」的概念更不同。因而在先秦時代，對於散文的認定，應該比後代的作品寬一些。這時期的散文審美價值觀一般的說來並不曾得到作家特別的重視，純粹以抒情為目的的散文，和以描繪山水田園自然美的散文，在先秦都沒有出現。孫然某些著作也曾有少量虛構的情節片段，如歷史散文中的一些細節描寫，諸子散文中的預言故事等等，但就全書而言，仍然重在實錄及析理，與虛構成份較多的《山海經》、《穆天子傳》不同。因而這兩本書通常不列入先秦散文之列。

先秦散文的這些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兩千多年來，先秦散文著作中博大的思想內容，一直影響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在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教育、倫理等方面發揮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其中有些思想成為中國力帶來政治統治的思想，民族的精神。

而在文學方面，先秦散文的各種表現手段，一直被視為後世各類文體的重要基礎和楷模，許多文體都可以在先秦找到它的源頭。此外，後世有許多著名文學家都標舉和借鑒先秦散文。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劉勰的《文心雕龍》，設有《史學》、《諸子》等專章，對先秦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的文學價值作了精闢的論述。唐人劉知幾的《史通》有《言語》、《敘事》等篇，總結了歷史散文的寫作經驗。在後來的唐代古文運動，也是受到先秦散文的影響。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就曾說他「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窮究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柳宗原也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使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北宋的古文家們有提倡先秦散文的傳統。歐陽修就曾說過：「《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

自蘇洵開始，才有人對先秦散文藝術進行分析評論，今傳有他批點的《孟子》等書。從南宋的《文則》和《文章精義》後，逐漸有了專門研究古代散文的理論著作。而從南宋的《文章正宗》起，《左傳》等史傳散文開始被選入古文選本。到了明代，在主張「文必秦漢」的前後七子影響下，先秦的散文越來越受到重視，各種評點的選本大量問世。到了清代，以桐城派為首的古文家大力提倡推崇先秦散文。方苞曾指出：「古者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這時，各種古文選本越來越多，其中有不少是以先秦散文為主的。由此可知，先秦的散文地位在文學上、文學家心目中的地位。

除了文學，先秦散文對後世詩歌、小說、戲劇的創作，也有著重要的啟發。提供了後代文學、藝術在題材、表現手法上的靈感。

貳、秦漢散文

一、秦代

　　秦併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隨著文化專制政策的推行，奼紫嫣紅的文學園地變的一片凋零，在拑制思想、摧殘文化和刑法統治下，短短十九年的秦代，幾乎沒什麼文學可言，談不上什麼成就。稱的上有成就散文作家唯李斯一人，李斯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文上承戰國荀卿，下啟西漢鄒陽、枚乘，不僅布局謀篇構思嚴密，而且說理縱橫馳騁，既重質實，又富文采，往往文質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壇上一枝獨秀。

李斯的文章以秦立國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的文章帶有游士說辭能言善辯的特點，最著名的是《諫逐客書》。全文立意高遠，議論恢宏，筆鋒犀利，說理透辟，一氣呵成，在語言上也極富文采，文章運用多種修辭手法，時而排比，時而對偶，時而設問，既嚴密整飾，又靈動多變。詞采富麗，具觀賞美，又抑揚頓鏗鏘，具音節美，有明顯辭賦化的傾向。

秦帝國建立後，李斯本人的文風也因為政治發生轉變，先前文采斐然的游說之辭一變為「質而不文」的法家之文。這一時期的文章分為兩類：一類是為秦帝國歌功頌德的刻石文，如：《泰山刻石》、《琅琊臺刻石》等。內容歌頌秦王功德，形式則模仿雅頌，這些刻石文沒甚麼文學價值，但對後代碑誌文有影響，劉勰《文心雕龍．封禪》：「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另一類是寫給皇帝的上書，如《論督責書》、《獄中上二世書》，但無多大文學價值，與《諫逐客書》比，有著天淵之異。

二、漢代

　　（一）特色

散文到了漢代，又在國家政權封建大一統的廣闊社會背景之下，繼續發展起來，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代散文在前世的基礎上品類更加繁多，凡劉勰在《文心雕龍》文體論中所涉及的頌、贊、祝…等三十種散文文體都已獨立出現，而每種文體往往又會細分為若干不同式樣用途的小類，正如劉師培所說：「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

此外，漢代散文雖然大多為應用文，少有現代觀念中的純文學的散文，但在優秀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往往「雜用文綺」，鍛鍊成為語言運用的藝術，將直接的實用性與藝術的審美價值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從而成為文學史上成就斐然、影響巨大的文學現象。這些作品主要用於針對社會與國家大事，表達政治、哲學、倫理道德的思想觀念、意見主張，以及在人與人之間住行諸如贊譽、思念、哀悼等情感的交流，有很強的工具性意義。而為了取得最佳效果，這些散文十分講究如布局謀篇、句式結構、修辭藻飾等形式上的完美，又善於運用比興、取象的手法，在敘事、說理或感情抒發中，都追求感性的直觀性。而且無論所涉及的是何種題材，即便是對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也總是注入內心強烈的投入參與的意識，寄托自己的理想願望、愛憎褒貶，從始至終流蕩著主觀激情，使得文章自然的洋溢著形式美、形象美與情感美，有很強的審美價值。正因如此，使得漢代散文不僅品類繁多，諸體大備，而且文質相生，異彩紛呈。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在漢代散文創作中出現了司馬遷的偉大巨著《史記》，不僅以無與倫比的史學成就被公認為「史家之極則」(趙翼《廿二史札記》)、「史家之絕唱」(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而且也開創我國傳記文學的新領域，並一舉登上了無人能企及的高峰，使漢代散文愈加發射出璀璨的光輝。

　　（二）作家及作品介紹

1.西漢前期的政論散文

西漢前期的散文主要是務實，求用的政論性文體，較之戰國諸子之文，體裁、風格已有明顯變化，較之秦世刻文諸作則迥異其徹，不是理想中的政治設計，不是隨機應變的游說之辭，更非質木無文的記功頌政，而是有關治世的原則、見解和措施，而且比較深刻，也頗具文采。其中，以賈誼、晁錯成就最高。

賈誼是一位才高而命短的政治家、文學家，曾為漢帝國的大政方針出謀畫策，有「王佐之才」、「管晏之儔」的美譽，其作品不但顯示了政治家的才幹，同時又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賈誼的散文大致可分為三類：

(1)專題性政論文，如《過秦》、《大政》等篇。《過秦》是賈誼最著名的作品，全文分中有合，聯三篇而相表裡，章法靈活而又嚴謹，在語言表達上更是吸收戰國論辯的長處，極富文采藻飾，在手法上善用排比、對偶、鋪張誇張，氣勢雄健，有極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體現出了經國濟世的實用價值和語言藝術的審美價值完美統一。

(2)針對各種具體問題而發的疏牘文，《陳政事疏》(又稱《治安策》)及《新書》前四卷「事勢」類就是這種文章。他的一個特色就是觀察敏銳，能透過太平景象覺察到社會潛伏的矛盾和危機，在對現實和歷史進行深思熟慮之後，為漢王室的長治久安提出種種的建議，除了表達他明晰的政見外，還透露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與憂慮，因此直言淚切、才高氣盛又是它的另一特點，而且時用比喻，更增加了生動性，一僅是西漢一代的「鴻文」，也是散文史上最早出現的一篇感人肺腑的「萬言書」。

(3)利用各種歷史材料和故事來說理的文章，《新書》後六卷的「連語」、「雜事」大都屬這類。用語淺顯，敘述也較生動。賈誼的散文都有用比喻的特點，語言富於形象性，他的文章風格對唐宋的政論文是頗有影響的。

由於賈誼在政論散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故歷來深受推重，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稱「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熟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

晁錯的散文是一些上書言事的奏疏。如《論貴粟疏》、《言兵事書》、《賢良文學對策》等，這些作品都是針對西漢朝廷所面臨的實際問題而寫的。他的政論散文在語言藝術上也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和賈誼比較，晁錯的文章同樣也體現出漢初受戰國從橫家的影響，鋪排渲染，氣勢磅礡，富於鼓動性，又分析透徹，邏輯嚴密。若說賈誼更具文采，往往書生意氣，那麼晁錯則更為沉實，不刻意求奇，而以深識感人。魯迅說賈、晁政論「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他的《賢良文學對策》是最早的以對策為名的體制，寫作上鋪排而頌、委婉而諷的風格也開了散文辭賦化的先聲。

　　（二）西漢中期的散文及創作

西漢武帝至宣帝時期，文壇上空前繁榮。就散文而論，此時不僅出現了《淮南子》、《史記》兩部大的散文著作，單篇的散文也有了新的發展。除了議論說理外，散文中言志抒情的成分有了增加。同時，受到漢賦的影響，散文的辭賦化也特別突出，司馬相如等人的作品都有這個特點。武帝時期，中央集權得到了鞏固，在學術思想界今文經學占了統治地位，這使董仲舒那種醇厚典重的文章應運而生，此種風格逐漸取代了漢初散文恣縱昂揚的文風，並牢籠了西漢後期與東漢的文壇，被稱為「漢文本色」。

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文集二卷。這些著作有論、說、書、對、對策等多種專題，體現出政論文在文體上多樣化特徵。所著《舉賢良對策》更是一種特殊文體。文章按照武帝所提的問題逐條回答，但又有系統、有條理，能組合成長篇政論，這種對策形式，是政論文體的新發展，後來被廣泛應用過。一般來講，董仲舒的文章篇幅較長，所論深奧宏博。論述中又好引經據典，遷彊附會，帶有濃厚的學究氣，語言則溫文爾雅，從容不迫，醇厚典重，與漢初的作家迥然有別。

司馬相如是才華洋溢的漢賦大家，同時又是優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疏》等，其中以前兩篇最知名。這些散文引入辭賦手法，是典型的辭賦化散文。如《難蜀父老》假設蜀中父老與使者相互問答來結構全文，類同他的《子虛》、《上林》二賦，行文亦擅排比、對偶，頗有辭賦氣味。

司馬遷出身史官世家，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史學、文學家。除《史記》外，他還有一篇有名的《報任安書》，表明了他為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與前此的散文比起來，呈現出新的特色。既不同於游士之辭，又不同於朝臣之文，而是以個人遭遇為中心，專門談論自我的生活感受、情感、情緒的文章。在中國散文史上，以文章的形式來表現「自我」，司馬遷恐怕要算第一人，給後世不很發達卻頑強存在著的以渲瀉個性為目的的文章，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真誠為文，言為心聲，「真」是這篇文章的靈魂，這樣的精神影響了陶淵明乃至於晚明的小品文作家(劉一沾、石旭紅，民84)。

東方朔，為人恢諧，愛調笑，他的散文有《諫除上林苑》、《非有先生論》、《答客難》等篇。其中以《答客難》對後世影響最大。東方朔寫作此文的目的是為了遣不滿，但由於東方朔為人一向以滑稽詼諧著稱，他的文章不像司馬遷那樣牢騷氣盛，而是寓莊於諧，採取托辭自解的方式，由於這樣的文風，我們在作看不到劍拔弩張的言辭，慷慨激昂的情緒。看到的是一面唱「贊歌」，一面發牢騷，一面講修身，如此這般「假亦真來真亦假」，就把個人的不滿完全限制在當權者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內，這種溫和的批評方式，非常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哀而不傷」、「怨悱而不亂」、「主文而譎諫」的文學精神，但誰能想見其滑稽詼諧的背後不是滿腹的怨憤呢？所以，他的文章很適合那些好發牢騷又不肯與仕途絕決士人口味，一經面世，摹擬之作便連篇累牘，一發不可收拾。如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張衡《應間》等，從內容到形式都是模仿《答客難》的。

　　（三）西漢後期的散文

元、成以後，西漢文章較之先前缺乏生氣而流於經學氣味，這與此時儒家地位的強化鞏固有關。當時「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依據」。此外，此時疏、奏、書、檄等政論文不少，尤其是疏奏作品，數量很大，如趙充國、劉向父子等，但總的說來，主要是些應用文字，都比漢初政論文的文學價值低，除了語言進一步趨向拘謹、嚴整，在散文發展上並無新的貢獻，值的一提的是這時候出現一些雜史、雜傳，這是紀事散文一種新的面貌。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劉向和楊雄。

西漢後期的散文，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桓寬的《鹽鐵論》。這是一部保存漢代有關經濟、思想史料的極有權威的辯論專著。從散文角度說，也是一部別具特色的政論性散文專著，是散文的新發展。首先，是寫作形式的創新。它以「文學」、「賢良」為一方，「大夫」、「御史」為另一方住行辯論。論題不是作者預先確定，而是按雙方辯論的實際，一個一個論題進行，但又做了加工，使論辯集中，並針鋒相對，逐漸深化。其次是論辯方法的進步，在每個論題的辯論中，作者既注意使雙方觀點對立、鮮明化，又力求方式方法的變化和靈活，有時用從容不迫的方式說理，有時則用猛烈攻擊，揭露對方，有時駁論點，有時駁論據和論證，或對比，或引證，或用比喻，或用事實，行文整齊而有變化，給人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郭沬若甚至將《鹽鐵論》稱作是「一部處理經濟題材的對話體的歷史小說」，足見其文學價值。

劉向的散文，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上疏言事的政論，一類是校書時所作的敘錄，其中的《論起昌陵疏》頗為著名。有人認為此篇「渾容遒逸，當為第一」。總的說來，劉向的散文在風格上與董仲舒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同是經學家，為文當然要「皆本經術」，但董以「深奧宏博」見長，向則以「傾吐肝膽，誠懇悱惻」取勝。而在好言天人感應、災異迷信上，他們又是相同的。

楊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主要成就在辭賦方面。他的散文多尚模擬，《解嘲》是一篇發泄仕途失意的文字，從橫馳騁，善為排比，辯鋒頗銳利，雖受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寫得理切辭暢的作品，如《諫不許單于朝書》文中運用了許多整齊的排比、對偶，顯得氣勢很盛，大有六國文章之勢。方苞評論說：「亦復朗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然盡矣。」

　　（四）《淮南子》與《史記》

1.《淮南子》

《淮南子》又稱《淮南鴻烈》，二十一篇，是淮南王劉安招致門客集體撰寫的著作。其思想淵源以道家為主，但兼容陰陽、儒、墨、名、法諸家，故《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雜家。其特色有：

(1)具有奇幻瑰麗的色彩。

　　文章除了善於運用比喻、寓言之外，還運用了大量的神話傳說，這一點和《莊子》、《列子》的文章很像。《淮南子》的作者們講述神話，從他們嚴謹的寫作態度來看，神話的出現，是反映荊楚一帶人們的某些思想、觀念與信仰。

(2)語言的富麗華美。

用優美的語言來談論哲學問題，《莊子》首開風氣，《淮南子》則繼其踵武。作者們在寫作中，並不滿足於理論表述的明晰，還力求文辭的美感效應，從而有「嘉言之林府」的美譽。具體來說，無論述理狀物，《淮南子》的語言都很擅長排比、對偶、句式整齊，節奏性強，辭賦味很濃，如《本經訓》從木、水、土、金、火五個方面依次鋪排了當政者的驕奢淫逸，描繪細致，窮形盡相，這一點可以說與「極聲貌以窮文」的漢賦不相上下。這一情形的出現，除了作家對前代文學的繼承之外，主要與劉安為首的文人集團地處荊楚故地，深受楚風習染善於辭賦有關，以這樣的身手寫散文，散文也自然帶有辭賦的氣象。

(3)繼承並發揚先秦諸子散文特別是《莊子》的風格，往往寓哲理於物象的生動描繪中，或從橫馳騁，或層層剖析，反復申說，或浪漫想像，奇偉宏富，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的價值取向。

2.《史記》

漢代散文的最高成就，還是這一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記》。它不僅是我國古代源遠流長的歷史散文作品的頂峰，而且還開創了新的文學門類－傳記文學，並為其樹立了一座難以企及的豐碑。

《史記》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共一百三十篇，是對中國古代文明所作的第一次全面而系統的總結。它的誕生對於我國的歷史學和文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這之前，歷史著作的寫作在體式上基本採用兩種方式，一曰記言，一曰記事，《史記》在前人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創造了紀傳體的史書體例，即在本紀、世家、列傳當中把歷史人物作為中心，通過給他們作傳來表現歷史，這一體式一經確立即為後世史家奉為正宗，成為古代正史寫作的傳統模式。

　　統觀《史記》人物傳記的思想內容，大抵可見以下幾個特點：

(1)揭露封建統治者的惡行，對西漢王朝統治者上自皇帝下至酷吏，也都能不虛美，不隱惡地予以大膽深入地揭露和諷刺，這在正史中可謂絕無僅有。

(2)較全面地反映封建社會中人民生活的痛苦及反抗。在《酷吏列傳》中作者敘述廣大人民的反抗形勢，以及把陳涉和項羽分別安排在「世家」和「本紀」的作法，都充分顯露他的卓越思想見解和救世濟民的熱情。

(3)大力表彰歷史上著名的愛國者，熱情地弘揚了愛國主義思想。如《廉頗藺想如列傳》、《李將軍列傳》等，歌頌一些愛國英雄，或贊揚他們的高尚情操，或同情他們的悲慘結局，都傾了他出自肺腑的熱情。

(4)將史筆廣泛地深入到現實社會的各個階層，為一些被官方所輕賤的下層人物作傳，在這一方面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游俠列傳》。

　　《史記》的藝術成就：

(1) 高超的寫人藝術

在給人物作傳時，他能夠以嚴肅、科學的態度全面地揭示人物的思想品格，加上他對人生、人性、人格心理諸方面的深入體察，於是他的筆下就出現了一大群有血有肉、有個性深度的人物。其次，他在刻劃人物性格多用「互見法」，為了突出某一人物的基本特徵和性格，常把這一人的部分材料不放入本傳，而移入其它人物傳記，既可避免重覆，又有助於其他人物的形象塑造。此外，作者還善於通過緊張激烈的鬥爭場面，把所寫人物推到矛盾衝突的急湍中，使其形象、性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現，使《史記》的人物傳記饒有波瀾，人物形象各具特徵，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因而成為歷史與文學互相結合的典範著作。

(2) 深沉的人生感慨。

司馬遷在給別人立傳時，常常有動於衷而不能自己，於是形成了《史記》濃鬱的抒情特色，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在他們身上都寄托了深深的人生感慨，由於司馬遷是以歷史家的眼光來審視人生，又有著文學家的敏銳與澎湃激情，所以他的史傳文在真實深刻之上所產生的巨大深厚的感染力量，也是一般文學作品難以企及的。

(3) 優秀的語言藝術。

《史記》的人物語言生動、傳神、個性鮮明，如項羽本記寫的是失敗英雄，其語言多慷慨任氣；司馬相如列傳寫的是一個文學家的生平，就顯得文采奕奕；寫酷吏列傳則肅殺陰慘；寫儒林列傳又溫文爾雅。堪稱千人千面，絕無雷同，令人百看不厭。而其敘述的語言也十分簡潔、凝煉，寥寥數語，人物形象就呼之欲出，足見其語言的高度概括。

　　《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史記》在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集先秦之大成，又為後世之楷模，不僅在史學上的地位是空前的，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極高的，班固也不得不贊美「其文質，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自班氏以下的文學家和散文家對司馬遷幾乎推崇備至，力圖做到像司馬遷那樣「不待論斷而敘事之中即見其指」，可見其影響之大。

(1) 在寫作方法、文章風格等方面，自漢以來的許多作家作品都從《史記》中得到啟發。鄭樵說：「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無論對史學或文學都是很合適的。自《漢書》起，正史在體裁形式上都是承襲《史記》。

(2) 在文學創作方面，如唐以後傳奇文以至《聊齋志異》等小說，無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節的巧設、細節描寫的傳神、藝術語言的提練、甚至內容題材的移植等方面，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史記》的啟發。

(3)唐宋以來的古文家無不熟讀《史記》。韓愈的《張中丞傳序》、《毛穎傳》等文顯然是學習《史記》的人物傳記的。宋代散文家歐陽修散文的簡練流暢，紆徐唱嘆的特點，深得《史記》的神韻，他的《五代史伶官傳序》的格調，與《史記．伯夷列傳》十分相似。而當古文家們反對形式主義的繁縟或艱澀古奧的文風時，《史記》常成為他們的一面旗幟，唐代的古文運動如此，宋代亦是。

(3)對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有一定的影響。《史記》的人物傳記有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簡練生動，繪色繪聲，為廣大人民所熟悉，這都為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提供很好的借鑒，特別是它的一些藝術方法，如通過人物的行動、對話來表現人物性格，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動人等，無疑都為後來優秀的小說創作所吸收並加以發展，而小說或戲劇也有些取材於《史記》，到今天還流傳不衰。

　　（五）東漢前期散文－《漢書》和《論衡》

　　東漢前期的散文以《漢書》和《論衡》為代表。它們一為國史，一為私人著作，風格迥然不同，《漢書》貫穿了儒家的正統思想，《論衡》則表現了獨立思考、自抒機杼的個性。

1.漢書

《漢書》為我國第一部斷代史，史學的價值很高，對後代正史的影響也極為深遠，但班固是以史學家的手筆來寫的，不像司馬遷那樣不拘史法，盡興揮灑，所以從散文角度審視，其文學價值卻不如《史記》，不過也同樣對後代史學和文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觀其特點有：

(1)承襲《史記》的體制，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並入列傳，由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四部分組成。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對於二十四史的形成，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在我國文學史上也有著相當的地位。

(2)與《史記》比較，《漢書》的思想正統化，缺乏批判精神。班固囿於儒家思想，加之又是奉旨修書，所以不像司馬遷敘事寫人飽含情感。

(3)繼承發揚自先秦以來中國史學直筆、實錄的優良傳統，尊重客觀事實，因此也比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有暴露宮闈的黑暗、帝王的殘酷，對於能體恤人民的官吏，也會給以贊揚，也有不少地方描述到人民的苦難，這些都是《漢書》中值得贊揚的地方。

(4)在語言運用上，因班固是漢代著名的辭賦家和詩人，因而在撰寫《漢書》時，在散文中熔鑄了詩賦的語言，不僅富贍雅麗，而且嚴整凝練講究韻味，對歷史事件及人物形象的敘述和描繪，細致生動，從而使其繼《史記》之後，成為我國古代史傳文學的又一光輝典範(吳煒華，民83)。但《漢書》喜用古字，崇尚藻飾，傾於排偶，文辭艱深，不如《史記》運用口語、文辭淺顯來的生動。

(5)《漢書》的許多紀、傳大都採用《史記》原文，但作者在取拾之間也費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做抄襲。《漢書》敘事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生動，但簡練整飭，詳膽嚴密，有自己的特點。書中附錄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這是它為後來文章家愛好的一個原因，但因此也影響了它敘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徵的鮮明、突出。

2.王充的《論衡》

《論衡》的寫作是由於他不滿社會上讖諱迷信充斥的現狀，所論述的是作者關於哲學、政治以及各類社會問題的思想見解，這些文章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思想大膽、新穎、獨到，表現這位思想家過人的膽識。

從散文發角度來讀《論衡》，確實有它自己的面貌。首先，是敢講真話，有自主意識。他提出「疾虛妄」的觀點，在批判腐儒們散佈的災異鬼神之說的同時，也駁斥他們所編造的荒謬絕倫的歷史傳說。其次，是語言通俗淺近。《論衡》說理深刻，邏輯思維都很嚴密，但運用語言卻通暢易懂，帶有口語化特色，這與王充主張用明白易曉的語言寫文章有關，喜用事實而極少用寓言來說理。此外，王充還很重視文章的社會效應。提出「為世用」的觀點：「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這些觀點豐富了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而王充也要求文章的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每篇文章都應有自己的特殊面貌，反了他的散文具有不同流俗的新特點、新追求。

（六）東漢後期的散文

從整體上說，沒有擺脫東漢一代模擬、因襲之風，也沒有產生傑出的作家、偉大的作品，多數作家仍然是努力適應統治者的政策，思想貧弱，文采不足。但受到政治影響，議政之風盛行，因此，有些文人、學者，不再囿於神學迷信的專制統治或以疏奏議政，或著書立說品評人物，或純作理論性清議，散文的範圍有所擴充，品種有所增加，並且在思想內容、語體風格上也出現新的特色，如：論說性散文出現針砭時弊的傾向，作家的自主意識有所加強；書、檄、箴，不僅用來議政，也用來進行私人交際，特別是書，幾乎成了求薦、薦人、酬謝等日常生活的專用品種。從整體上說，漢末雖沒有傑出的作家，藝術成就不大，散文的風格缺乏西漢前期的氣勢，也沒有東漢前期的樸實厚重，但是體裁品種有新的發展，記事說理的語言更趨清麗，風格也更為典雅。其中著名的作家有漢末「三子」王符、崔寔、仲長統。

《潛夫論》為王符代表作，全書十卷共三十六篇，針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弊端有感而發，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法律、交際、姓氏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雖然只是純理論性的論述，但論時政，砭時弊，明顯是繼承賈誼、晁錯的政論傳統的。王符這些說理文，還有兩個特色：一是有主體情感，二是文章篇幅較短，立論嚴謹。

仲長統，為人俶儻不群，敢於直言，不拘小節，時人稱之為狂生。《後漢書》說他：「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但此書早已散失，《後漢書》保存了其中的幾篇，從這幾篇來看，仲長統是個富於才情的作家，思路敏銳，論述朗暢，語言質實而近駢，雖文采不能比肩於賈誼，而針砭時弊，淚切深刻，卻又過之。

三、藝術成就

漢代的散文總體上來說，有著很高的成就。一方面出現像司馬遷那樣卓越的文學大師，在先秦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的基礎上，創造了富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和個性的文體，給後世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漢代的政論文，也在先秦散文基礎上發起來一種新的散文體，對後世政論文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漢代的散文，無論在敘事或說理方面，或是在塑造人物、描寫社會現實方面，都較先秦的散文有很大的進步，也表明了我國散文的新成就。

參、魏晉南北朝

一、社會背景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分裂時期，在多元政治和政權頻仍更疊的同時，思想家於一尊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玄學、佛學的盛行，以及儒、釋、道三家並存局面的出現。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思想相對活躍、開放的時期，散文的發展也呈現出許多新特點。

二、特色

　　（一）散文中經學的迂腐氣大大降低，向著更加文學化、個性化的方向發展。作家們不再將自我拘泥於儒家經典的框架之中，而是以強烈的自我意識來隨心所欲地表現自己的思想、觀點，因而文章也就顥得灑脫自然。

　　（二）文章更加富於審美情趣，並且表現了新的審美追求。眼光不再局限於現實的政治，而是投向內心與自然的交流，於是出現一些清麗喜人的有關山川景物描寫的佳作，如《蘭亭集序》、《與宋元思書》、《答謝中書書》等。

　　（三）散文受到駢文盛行的影響，逐漸駢化。

　　（四）散文內容、風格多樣化發展。題材內容上，不僅明顯地增加主體意識，而且對人生、對社會乃至日常生活的各領域，都比漢文的思考深刻、廣泛、更充滿生活氣息。此外，散文的用事用典，以及小品文的出現，也是這一時期的新面貌。此時期雖然體裁的創造不多，但前代已有的各種文體，從建安起都有了發展，尤其南朝出現的抒情小品文的發達，豐富了散文的體裁。

三、作家作品介紹

　　（一）漢末至魏

魯迅先生指：「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曹操就是這種文風的創始者，魯迅稱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散文具有政治家的宏偉氣魄，帶有鮮明的帝王形象，出語豪放，無所顧忌。文章中最著名的是《讓縣自明本志令》，用簡樸的文筆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瀝膽地傾吐出來，具有政治家雄偉的氣魄和抗爭的鋒芒。曹操那種清峻、通脫的散文風格表現了建安散文的新風貌，對魏晉散文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曹丕較擅長散文，他著有《典論》一書，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己散佚或殘缺不全，較完整的只有《自敘》和《論文》兩篇。《自敘》善於敘事，其中寫到一些較量才藝的細事，都能真切地傳達出當時的情景。《論文》則善議論，其中無論是對當時文人的批評或對文學觀點的表述，都簡明中肯。此外，他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悼念亡友，淒楚感人，對後來短篇抒情散文的發展是有影響的。他的散文表現建安通脫自然的共同傾向，但又具有自己清麗的特色。

曹植的散文，有表、章、書、序、論、說、贊、誄等，概括言之，有幾個特點：

一是有用世的理想和熱情，胸懷大志。

二是率真、懇切，有廣泛的題材和深刻的內涵。舉凡征伐、陳情、答謝、辯道、評介人物，以及田、木、禾、谷、牛、鳩等，其範圍幾乎達到無所不寫的程度，這本身就是超越前人而為建安作家不及的。

三是說理敘事，語言優美，長於抒情。

劉勰評價說：「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說明曹植的散文除了講究文采，已經在注意字詞的搭配，音節的和諧，有了駢偶化的傾向。

在三曹之外，七子的文章亦色彩紛呈，其中以孔融的成就最高。他的作品均屬表、疏、教、令、論、書之類。散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氣勢盛，辭采飛揚，劉勰曾評價他「氣盛於為筆」。此外，又有筆調詼諧「雜以嘲戲」的特點，他常以嘲諷、揶揄的態度對待曹操，文章「詞辯巧利，莊出以諧」實際上是以一種開玩笑的方式給曹操提意見。當然，從恣肆逞才的議論中，隱約間也透露出孔融的自負、高傲。

（二）兩晉

王羲之是個大書法家，其實也是個文章妙手，他最知名的文章是《蘭亭集序》，文章語言清新優美，不假雕琢，尤善於寫景，也是東晉不可多得的一篇優秀作品。

陶淵明是東晉傑出詩人，他的散文雖然不多，但篇篇真淳，宛如藍田美玉，在當時的文壇可謂別樹一幟。他把寫作當作一種精神上的消遣、享受，心靈表達的需要，因此，他就能夠在文章中自由、真實地再現自我，創造出一種真率、自然的文章風格，故劉熙載評價說：「陶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也。」他的《歸去來兮辭序》、《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都是再現其真性的名篇。

（三）南北朝

於駢文發展盛形的時代，在史傳、地理等學術著中，還可以看到一些比較質樸的敘事、抒情、寫景的散文作品，但這些作品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駢文的影響，和魏晉以前的散文風格頗有不同。

1.《後漢書》

范曄刪削整理自東漢至宋初十幾家東漢十幾家東漢史籍寫成了《後漢書》九十卷。這部書從創作價值來說，遠不及《史記》、《漢書》，但是整理剪裁的功績並不在班固之下(游國恩等，民79)。他第一次在史書裡立文苑列傳，表現當時重視文學的新風氣，也為後來的史書立下範例，對文學研究也是有利的。

2.酈道元《水經注》

《水經注》是一部具有科學與文學雙重價值的奇書，此書詳細記述了一千多條水流的分佈、走向，作者又以出色的文筆敘述水流沿岸的自然風光，創造了優美動人的山水散文，這些模山範水的佳作，以多變的筆力描繪山川水脈的不同風姿，或峻峭，或旖旎，充滿了詩情畫意。作者擅用簡潔的語句，刻畫山水形貌，又有駢文的精細雕琢，顯然受到謝靈運以來的山水文學和駢文修辭精細的影響。此外，他還善於在山水描寫中揉合進一些神話傳說、歷史故事，這既反映作者尚奇的特點，又顯示了他廣博的見聞。

3.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從文學的角度看，楊衒之以生動的語展示了公元六世紀前期北魏京城洛陽都市生活的風貌。這部書所記的內容非常廣泛，可看出作者駕馭眾多材料的能力。它也綜合了志人、志怪小說的寫作特點，善寫趣聞瑣事，鬼神怪異，敘事曲折生動，頗能引人入勝。而楊衒之還是一個狀物寫景的高手，他以精湛的文筆描摹鼎盛之時洛陽古城都市風光，書中廟宇亭臺、園林花草，無不盡態極妍。此外，其語言也會因寫作內容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敘事語言樸素生動，寫景則秀美雋永，駢偶成分也較多。有些段落精致如一首首寫景小詩，顯示出作者高深的文學造詣。

（四）藝術成就

魏晉南北朝是繼戰國以後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散文已從陳腐的儒家經典的禁錮中掙脫出來，表現出清新活潑的生命力，雖說這一時代沒有產生超越司馬遷的傑出的散文大家和偉大作品，但也有自己的發展，有一定的成就。已開始研究如何提高作品的文學性，引導著散文向美文學的方向邁進，也使得這一時期的散文現出新的風采。

肆、隋唐散文

一、社會概況

從西元五八一年隋文帝統一中國起，經過唐朝統治和五代十國的割劇、混

戰，到西元九六○年趙匡胤建宋，約三百八十年。隋代的歷史很短，可說是唐帝國建立的準備。以下簡介代唐代社會概況：

（一）經濟生產的發展、社會問題的日趨尖銳

由於受隋代滅亡的教訓，唐初統治者便從鞏固軍國出發，施行均田制、租庸調等一系列的緩和社會問題、有益於恢復發展生產的策略。民眾在比較安定的環境裡，得列發展生產的條件，因而有了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年經濟生產上升的發展，在開元盛世達到了繁榮的頂點。

唐初實行均田制，但是均田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而且均田制也實行的極不徹底。土地兼併從太宗時就存在，到玄宗天寶年間土地兼併的情況更嚴重。大量的農民因而失去土地，流落他鄉，或淪為奴婢。此時苛捐雜稅很重，而連年擴邊所帶來的徭役負擔，更加重了民眾的痛苦。這種社會危機到了天寶以後，更加嚴重。玄宗的腐朽享樂，奸相李林甫、楊國忠的當權，更加深了攻治上的黑暗、混亂。地方官的殘暴掠奪，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問題。邊防空虛和地方藩鎮與中央政府的衝突，使社會危機達到了頂點。安史之亂就是這些問題的總爆發，也是帝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晚唐政治更加黑暗。皇帝無能，成為宦官手中的傀儡。憲宗後八個皇帝中有七個就是宦官所立。宦官和官府的爭鬥，官府內部的黨爭，日益劇烈。官府舞弊貪污成了風氣。地方藩鎮的割據和判亂，造成極其混亂的局面。最後於爆發黃巢之亂，後雖平定，但唐帝國己名存實亡。

（二）工商業的發展和小市民的興起

唐代農業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在這基礎上，手工業也迅速發展起來。而水陸交通的發達和國際貿易的繁盛，使得唐代工商業興盛。

安史之亂後，北方因長年戰亂，民生凋敝。而在南方，商業的興盛，城市的繁榮，較以前有更大的發展。商業城市的繁榮，出現了許多大作坊、富商大賈。這些作坊主、富商、城市商人、雇佣勞動者以及居民和歌妓等人物，構成了所謂市民階層，就成了當時的一支社會力量。他們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都有深遠的影響。

（三）唐初國力的擴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唐初開疆拓土的政策擴大了帝國的版圖，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擴邊的戰爭打開了中國通西域的交通，隨著國際海陸交通的的暢達，中國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對東亞各國、西域乃至歐洲一部份也有影響。同時西域諸國及印度等國文化的輸入，對唐代文化的發展也有不少影響。

（四）科舉制度的建立、學校教育的發達和中下層知識份子的抬頭

唐承隋制，設立科舉制度，並加以發展。高宗時確定加試詩賦和經術，到武后統治時，更不拘常規，破格用人；玄宗時確定明經、進士二科的考試內容和形式。當時知識份子主要考進士科，攻讀詩賦。

科舉制度是抑制貴族勢力的方法之一，也是籠絡人才的一種手段。它使得中下階層知識份子，可以通過考試登上政治舞台，成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勢力。這不僅在政治上帶來了進步的因素，在文學的發展中也是一股新鮮、積極的力量。

唐代學校教育的發達超過前代。京城有國學，地方上有都督府、州、縣學，並允許私人辦學。

（五）各種藝術、科學部門的成就與哲學思想

大唐帝國的興盛時期，藝術部門如詩歌、音樂、舞蹈、建築、雕刻、繪畫等都達到了高度繁榮，自然科學、歷史學、宗教哲學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構成了唐代文化發展的高峰。

唐代的思想比較自由，儒家思想不似漢代及宋代那樣取得獨尊的地位。在宗教方面，唐代由西域傳來景教、祅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但最盛行的還是佛教和道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直接影響到唐代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學藝術。

唐代的科學，特別是天文和數學等方面，成就也是很高的。尤其是雕版印刷，這是我國古代的偉大的發明之一，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作者

　　（一）隋代

隋代文風上承南北朝宮體文學的餘緒，浮華輕靡。隋文帝崇尚樸質，有意轉變文風，但當時作家受南朝文風的影響甚鉅，一時難以改革文風。而煬帝又崇又崇尚宮體之類的金粉文學，於是隋朝文學，又籠罩在六朝唯美的風氣下，缺少新時代的氣象。這期間提倡古文的的作家並不多，以李諤與王通為代表。

李諤感慨時文過於講求浮華，連篇累牘，不外吟風弄月，於是要求改變文風，使歸於僕質。李諤抨擊時文的缺點，而陳舜禹之典、周孔之說，以儒家的實用文學來代替月露風雲之篇。

王通主張為文為貫道濟義的工具。他極力排斥六朝唯美文學的不是，建立道統的文學。他指責六朝文人為小人，如謝靈運、沈約等人，均受其鄙視，而倡教化作用的文學理論。王通只是個理學家，不能振溺於一時。

（二）初唐至貞元前的作家

1.陳子昂和四傑

唐的統一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環境和可能。在此形式下魏徵等人提出了南北文學融合的問題。此時的文壇雖延續齊梁，為駢體文所主宰，卻也在發生潛移默化。這種變化在四傑和陳子昂的文章中得到了具體體現。

四傑是指駱賓王、王勃、楊炯、盧照鄰。四傑在唐代散文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創作上。他們既是名重於時的詩人，又是駢文名家。以文來說，他們的駢體文在詞藻華豔之外，又加進了俊逸剛健，沒有堆砌蕪雜的毛病。雖然還沒完全脫離六朝文風，但畢竟表現出新的追求和傾嚮。

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　修竹篇序》中明確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文

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風魏骨，晉傳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其中所講的風雅興嘆雖是就詩而言，但對於文壇的革新同樣具有積極意義。因為以風雅取代浮靡，這個方向也正是後來文體和文風改革的方向。陳子昂的文章中駢、散並存。其中的奏議、書疏，雖內有駢體，但基本仍屬散體。文風質樸近古，所論都是關於朝政得失的問題，體現的是儒家治國安邦的思想觀念。

綜合上述，四傑和陳子昂的散文代表了初唐文風改革的兩個方向，一是駢體文本身的洗心革面；一是散體文章濃厚的儒家精神和風格近古。這兩種傾向左右了其後的唐代文壇。

　　（三）中興古文的先趨者

在韓愈、柳宗元登上文壇之前，盛唐至中唐時期相繼出現了一批以提倡古文為己任的作家。他們是蕭穎士、李華、賈至、元結、獨孤及、梁肅、權德興

、柳冕等人。這些人上承四傑、陳子昂，下開韓愈、柳宗元，成為古文運動的先趨人物。這個時期，散文開始增多，詔誥、疏議、墓誌、碑文漸由駢體轉為散文。駢文、散文的分工也因而日趨明朗：凡是需要歌詠贊頌的應酬文字，多用駢文；凡是務實致用的文章，多用散文。天寶中，蕭穎士、李華、賈至等文人為了稱頌統治者扭轉文風、復興風雅的功績，提出效法三代古文，使儒術和和古文的復興與大唐繼承唐堯虞舜之治的盛明氣象相稱。安史之亂後，唐經歷了由盛轉衰的劇烈變化，促使文人們開始認真思考拯救國家命運的辦法。從肅宗到德宗貞元年間，復古思潮十分的盛行。元結、獨孤及、權德興等人，都大力主張用散文「尊經」、「載道」。他們和蕭穎士、李華、賈至等人一樣，認為時世的治亂取決於禮樂的興衰，文章和音樂一樣，具有移風易俗的作用，關係到國家的興亡。謳歌王道的頌聲可證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窮愁怨刺的哀音則預示世道喪亂，國運衰微。他們主張用「典謨誓命訓誥之書」來取代那些講究四聲八病的「儷偶章句」，從改革科舉入手，反對進士科根據「儷偶章句」最士，批評明經科死背經書，要通曉儒家經典的義理。梁肅、柳冕又把他們的意見加以綜合，提出了「文本於道」的主張。不過古文運動先趨者所反對的「儷偶章句」，主要是指那些「詞綺靡於景物」的詩賦和駢文，再加上他們認為雅頌之音才是國家興盛的象徵，所以冗長誇飾的駢體賦頌不但不可能遭到排斥，反而要大力提倡。同時，他們所推崇的古文的最高標準，還是典謨、訓誥一類的上古之書，沒有意識到要發展古文，還要對古文自身進行革新，尤其要解決在文學領域內如何與散文爭奪優勢的問題。由於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大多數古文運動先趨者的散文成就，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局限。

蕭穎士推崇揚雄、班彪，主張作文需求古人境界。魏晉以來的書他不讀，可知他是一位志在復古的人，主張君子應該以名教為己任，著作要有勸戒的作用。

李華是開元、天寶時代的人。與蕭穎士齊名，世稱「蕭李」。李華推崇六

經，薄棄屈、宋以後的文章。他所的古文，必本乎王道，以六經為文章的源泉

，開唐代文章之中興。他的侄子李觀，寫作古文不沿襲古，是韓愈主張「陳言務去」理論的根據。

元結自稱所作的文章「可戒、可勸」，為勸世勸俗所必須。在文字方面，

元結改變了排偶的習氣，辭章不沿襲古今。

獨孤及是匈奴人，為李華的弟子，文學思想深受李華的影響，曾對其弟子梁肅說：「文章可以假道。」文章可以假道就是指文章可以載道，他不僅有這樣的理論，並將理論付諸實現。

梁肅主張文章是為發揚道德、敦厚人倫；把文章視為教化的工具，與獨孤及所說的「文章可以假道」意思是一樣的。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曾是梁肅的弟子，又是梁肅所提拔的進士，梁肅的文學思想自然直接影響到韓愈。梁肅之後有柳冕，他是唐德宗時人，認為文章應該根據教化，而教化的根本是儒家的仁義道德。他不止反對六朝的豔麗駢文，甚至於自屈、宋以後到潘岳、陸機等人所有的作品，一概無用；也就是說，不載滿仁義道德，即不具教化作用。這種議論和韓愈的古文理論是一致的。

（四）古文的全盛

經過韓愈、柳宗元的提倡，唐代散文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唐代古文運動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到唐憲宗元和這二三十年的一次文體革命。它的指導思想是「文以載道」，也就是要用散文闡明儒道的基本宗旨，擺脫駢偶體裁的束縛，使形式為內容服務。這次運動最主要的領導者是韓愈和柳宗元，而且其他參加者很多，再加上目標明確，既有理論指導，又有創作實踐，在當時雰成了較大規模的文學浪潮，使古文對駢文取得了壓們的勝利，而且對後代散文的影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韓愈

韓愈倡導古文的目的，是要「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文章自東漢開始衰落，所謂衰，就是指文體拘於駢偶，內容不含經典的旨意、不載儒家的道理，同時氣象萎靡，不具司馬遷、揚雄文章的風格。韓愈倡導古文，要做的就是「起衰」的工作，也就是在文體方面，恢復東漢以前樸實的散文體；在內容方面，要求文章載道；在氣格方面，恢復古文渾厚的風格。

韓愈的文學理論主要有四點：

（1）載道

「道」專指儒家的仁義道德，這就是他的載道的文學觀。這可從三方面來

了解：第一、從學習方面來看，韓愈自稱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透過古人的文辭去學古道。這可看出在韓愈的觀念裡，認為古人的文章都載道的。其次，從作者修養方面來看，韓愈認為道是文藝的根本，作文必須先修養仁義道德，就像種樹要先培養根本一樣，根本堅固，內容才會充實。第三、從寫作方面來看

，韓愈認為文章在於表達義理，不是要誇多。他便是本著這個原則而寫作，所謂「歌頌堯舜之道」、「扶樹教道」，無非是載道之作。

（2）陳言務去、辭必己出

根據李翱解釋：「陳言去務」即凡是前人已經用過的詞句成語，都不能再

用。「辭必己出」則是要樹立自己風格，不因循前人。他認為漢代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等作家的文章所以能留傳後世，就在於他們能創造文辭。韓愈之所以特別注重文辭要創造，對古人的文章只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是因為儒家的義理，古人已經說得很詳細了，難以再有所創造，因此韓愈不得不在文辭方面力求創新，獨樹一格。不僅如此，韓愈更進一步要求文章要奇特。因為一般人都要愛好奇特的心理，文辭奇異，不但作者自己珍惜，也會受人注意。

（3）文氣

唐代古文家很講究文氣。最先提到文氣的是梁肅，他把文氣分為兩種，一是跟仁義道德有關，一是跟人的才性有關，也就是說一種是由道而產生的文氣

，一種是由才性而產生的文氣。到了韓愈則主張文氣是全由仁義道德所產生的浩然之氣，文氣與才性無關。韓愈推崇孟子，這種說法顯然是受孟子影響。韓愈將文、氣、仁義、詩書四者合為一體，不論天賦和才性，這是他的創見。

（4）不平則鳴與文窮而後工

韓愈認為好的文章，不出於志滿意得的王公貴人，而是發自於羈旅草野。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中寫到：「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這種窮而後工的說法，可追溯到司馬遷。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認為聖賢著作都因「意有所鬱結」而「抒其憤思」。韓愈非常推崇司馬遷，或許是受了他的影響而有此說。

2.柳宗元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與韓愈有異有同。韓愈主張「文以貫道」，柳宗元則主張「文以復道」。貫道、明道是相同的。不過，韓愈的道專指儒家的仁義之道，而柳宗元著重在「大學」、「中庸」之道，他論文以正心誠意、行為不邪僻不自欺為主，與韓愈所謂的仁義道德，差異還不算大。最大的不同，在於韓愈專指儒道，而柳宗元則包括佛老之道。柳宗元認為佛家的道理與儒家的經典相合，和孔子的道理並無不同。

柳宗元的文學理論主要有三點：

（1）取道之源與旁推交通

所謂「取道之源」是儒家的五經，而為文的目的是「羽異夫道」。柳宗元

雖信奉佛教，但在文道觀上還是主張儒家的信條。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學道而不拘於道，認為除了學習儒家經典之外，還應該學習《孟》、《荀》、《莊》、《老》、《國語》以至於《離騷》、《史記》等作品。在「旁推交通」中形成自己文章的風格。在談及上述作品時，他又著眼於它們的文學特色和審美價值，由此顯示了他藝術家的眼光。

（2）長吟哀歌，舒泄幽鬱

柳宗元十分重示文學的抒情性。以文來「舒泄幽鬱」，這一觀點與韓愈的

「不平則鳴」有相近之處，但更加強調文學的個性化、抒情化，並以追求深婉幽怨的審美情趣為特徵。這當然是柳宗元的經歷慘痛使然，同時也是柳宗元文幽深孤峭風格形成的另一個原因。

（3）文體、文風

在文辭方面，柳宗元反對文章專講求色彩、平仄、音韻，也反對文辭奇怪，內容怪誕的文章。他認為文章應該既深刻又觀點鮮明，既明快暢達又有所收束，既清新又凝重。

3.韓門兩派及同時其他古文派

韓愈古文到後來呈現敦厚和奇崛兩種不同的風格。弟子中，李翱和皇甫湜可代表韓門的兩派，李翱承襲醇厚風格，皇甫湜得其奇崛風格。

李翱論文主張內容以仁義為本，文辭講求創作，文章意義必須能夠求深求遠。意義深遠，文就能工，自然無須用力造辭，求文辭奇怪了。李翱弟子有朱載言、李正辭等人，在文學上沒什麼成就，亦沒有名氣地位，因此李翱傳承無人。他所主張的文學觀，在中、晚唐未能產生影響，但卻下啟北宋歐陽修的古文。

皇甫湜論文主張怪奇。怪奇的定義是「意新詞高」，表現與眾不同。由於重怪奇，皇甫湜的古文往往傷於工巧，而缺乏自然氣象，甚至流於艱澀怪僻，令人讀之無法分辨句讀。

除此之外，與韓愈同輩的或與韓愈成為師友的，也可以分為艱澀與淺易兩派。前者如李觀、歐陽詹、樊紹述，後者有白居易、元稹。

李觀主張為文不沿襲前人，正是韓愈所主張的「陳言去務」。而歐陽詹的主張與李觀相同。而另一位樊紹述，是一位極端的古文怪僻者，為了要出於己意，不蹈襲前人，使得讀者讀其文甚至不知如何句讀。

淺易派的作家首推白居易。白詩淺近，老嫗能懂，近代學者十分推崇白居易，認為淺易絕非草率，淺易第一要件即在真切。文字雖然淺易，可是意味深長，這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所以白居易文章的真切，是承繼陶淵明後的第一人。然而北宋古文家都奉韓文為宗，不以淺近文章為是，因此選文章者均不選白居易之文。白居易淺近之古文，遂湮而不彰。

（五）晚唐作家

晚唐時期，古文衰落，駢文復興。晚唐時，政治日趨腐敗，文人在們在憂時憫亂、傷感身世之餘，轉以沈迷聲色自我麻醉。愛好華豔纖巧的風尚重新在文壇流行起來。駢文的復與這一背景有關。散文雖前有杜牧後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努力，但終不能繼中唐再盛。

1.杜牧、李樵

杜牧兼擅詩文，對韓柳頗為推崇，他的文論和寫作基本上承繼了中唐古文運動的傳統，但又有所修正，有所綜合。在理論上杜牧提出「文以意為為主」的主張。在《答莊允書》中他說：「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苟意不先立

，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他強調命意的重要，在內容和形式上更重內容，這點和韓柳的主張是一致的。但他又不像韓愈那樣重「道」，只是從文章的角度立論，而不是從維護儒家道統出發。

李樵自稱是皇甫湜的再傳弟子。他在提倡仁政、反對佛教、直陳時弊、為窮阨的「有道者」發不平之鳴等方面，都繼承了韓愈的精神。文章形式多樣，也有一些較好的文學性散文。李樵大力鼓吹皇甫湜求難求異的理崙，主張「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堳怪走奇，中病歸正。」認為這才是韓愈作文的真訣。只可惜，李樵在散文方面仍未有很高的成就。

2.皮日休、陸龜蒙、羅隱

皮日休在晚唐是一個自覺繼承中唐古文傳統的作家。這表現在他對儒家道統的維護和對韓愈的推崇。他是一位現實主義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幾乎篇篇針對現實，剝露出統治者的可鄙面目，揭示出生活的本質，能發人深省。皮日休的諷刺散文充滿了叛逆的精神，具有民主思想的因素。他不僅敢於直接地抨擊帝王，更真正的參加黃禍的隊伍，做了黃巢的翰林學士。因而失敗後，遭到誅殺的命運。皮日休在散文藝術上的創新，首先，是將歷來只用開文的賦和箴都變成散文。這兩種文體，即使在古文運動的興盛時期，也從未受到散文的衝擊。皮日休所作《霍山賦》、《憂賦》、《河橋賦》則全用長短不齊的古文句法，這就開了後來宋代散文賦的先河。

陸龜蒙生活在唐末衰亂之世，一生「躬勞苦，甘淡薄」，雖退隱江湖，卻仍關注時政。為文作詩，均是傷古思今，發抒自己的窮愁憤鬱；文直意深，對傳統道德和黑暗現實都作了尖刻的諷刺。

羅隱文多諷刺小品，深寓憤悶不平，他的諷刺雖較為隱晦，但也同樣極為銳利，和皮日休、陸龜蒙一樣，能大膽地抨擊古今的統治者。羅隱散文明辨是非，題材廣泛，往往在一二百字裡，透露出深刻的思想意義。

三、唐代散文的成就

回顧唐以前的散文歷史，可以清楚的看到，散文走的是一條由散入駢的道

路。特別是六朝時期，駢文得以大行天下。它的出現標誌著散文表現技巧的提高、美文學意識的覺醒和文章觀念上的更新。但是，由於駢文多是出入宮廷的文學世族所作，作品缺乏充實內容，只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華麗，遂使駢文逐漸墮入唯美主義的冰河，成了一位貧血的貴婦。這一事實本身就昭示著駢文需要改造。只有從堆垛辭藻和典事過甚的死胡同裡走出來，才能擺脫處於擱淺的困境。因此，回到三代、兩漢就不僅是一些文人的願望，也是散文自身求生存發展的需要。這就是古文得以復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由此，古文的復興就獲得了改造文風、文體及至於文學語言的積極意義。

大體來說，唐代古文運動的成就，可分古文理論的建立和古文的創作成就

二者：

（一）古文理論的建立

唐代古文家提出復古的理論，其實是新古典主義的文學理論，承受傳統的文學觀，開創更開闊的散文途徑，以排斥六朝以來，偏重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駢文。他們重視散文實用性和寫實性的功能，必須和教化道統合在一起，同時也要和日常生生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散文才有生命，才有價值。

歸納唐代古文家的古文理論如下：